关公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

       从三皇五帝时的德义治天下，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关公文化的产生、发展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孕育形成的价值观是我们伟大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不间断、国家分久必合的原动力，是中华之魂魄。在这块华夏大地上，无论朝代更替，无论群雄逐鹿，最终的人心向背，都是拥护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在正义、强权，良知、私欲，道德、昏噩的碰撞搏杀中，人心不泯，这反映着我们伟大民族以“忠正”为主基调的优秀道德、思想特质和价值追求。

       一、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形成。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悠悠五千年，经历了原始部落联盟时的三皇五帝，乃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多王朝，产生了数百个君主、皇帝，上千个国王，涌现的英雄豪杰，不可胜数，其中也不乏独夫、暴君、昏君、奸臣。尽管社会环境、地域特色、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较大的差异，但谁也阻挡不了中华民族对忠正的追求脚步，涌现了诸多探寻真理的优秀思想成果和典型人物、典型事例。这块版图、辽阔的疆域不断巩固，虽然有过短暂的分裂局面，更多的是社会的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保证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出现过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康乾盛世，当时的物质财富占到全世界的一半。这些都得益于我们民族强大的凝聚力，而这个凝聚力就是中华民族所共有的价值取向，也可试称为民族价值观。

       回顾历史可知，忠正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逐渐形成的民族价值观。何为忠？《说文·心部》称：“忠，敬也，尽心曰忠”《广韵·东韵》释为：“忠，无私也”。曾子曰：“忠者，心无二心，意无二意之谓。”何为正？正，即正中，公正。《说文。正部》讲：“正，是也。”《尔雅。释诂下》解释为：“《考工记》注：‘正，直也’。《文选。东京赋》注：‘正，中也’。”中、直皆“是”之义。

       弄懂忠、正的理念，需要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去探求。忠正观的确立，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忠正观的产生时期。

       忠正观念在我国传统道德中是最基本的规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形态和思想意识。表现为对人民、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心和行为追求。不仅是我国传统思维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思维定势，长期积淀在人们的心理上，成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

       忠正的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语义轻重、范围宽窄、作用对象互换的复杂变化。忠正的观念在史前文明时期已经广泛存在，这是为生产关系决定的。由于当时文字还没有产生，这一阶段仅能从行为方式上显现忠正观，它体现为氏族和部落民众对其首领这一权威中心的服从和确认，同时也表达了对公平公正的早期政治标准的向往和追求。忠正观念起源于部落民主制下对其军事首长及其他领袖公正无私和准则的要求。原始的几万个部落中，每一个部落里，人们无私可求，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一种生活常态。生产力的低下也必然促使大家相依为命，一切都要求公正、忠诚。因此，在长期的部落联盟阶段，从部落首领到每一位成员，其内涵表示的主要是对这个群体的忠诚。这时的忠正观有以下几层涵义：

       其一，赤诚无私，忠心忠贞。尧、舜时提出公天下、协和万邦、神人以和等观点，都是忠正无私的表现。尤其尧、舜禅让帝位，成为家喻户晓天下为公的典范。

       其二，竭尽心力，以任其事。每一位氏族社会或部落成员按分工做好生存所需的事情。如，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远古时忠诚事业的楷模。

       其三，坦直，正义。氏族上下，真情相待，无私无弊。如，尧、舜为了体现广大氏族成员的利益，设谏言之鼓，立诽谤之本，征询对天下治理的方略和执政的不足。

       尧、舜、禹忠诚邦国的典范和思想，以及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的传说，影响着一代代炎黄子孙。对于中华民族确立忠正价值观起到了开创和引领作用。这时的忠正最原始、最纯洁，是公的一种外化行为方式，以献身为主要特征。从本质上讲可表述为：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神圣使命；忠于事业、忠于职守是一种高尚情怀；忠于真理、忠于正义是一种不懈追求。

       第二阶段：社会产生阶级之初，忠正观念的作用对象和内涵发生重大变化。

       伴着私有制的产生，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夏尚忠，殷尚敬。不断加入统治者的意愿，社会对忠正观的理解、使用发生变化。集中反映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的言论中，各学派普遍使用的忠、正概念中体现了这种变迁。

       先是忠、正概念作为文字的产生。《周易》有贞、正、直、中等概念，已包含有忠、正的意义。先秦诸子如《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忠，“与人谋而不忠乎？”，“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其弟子曾子，广泛深入地论述了忠与信、忠与智的关系。《论语。宪问》：“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汉书。陆贾传》：“夫秦失正，诸侯豪杰并起。”

       继之以内涵的不断丰富并带有褒义。《墨子》、《商君书》、《慎子》、《荀子》、《管子》等文献则有了“忠臣”的概念。在《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忠臣一词使用得比比皆是。这是奴隶制宗法体系的文化价值观的反映。同时，忠正的社会属性不断向权力主导方倾斜，其政治色彩越来越浓。人们在占有和依附关系中，奴隶主阶级必然要求下属做忠臣，不做逆臣。这表明忠臣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同时，忠做为臣德也已深入人心。

       这个阶段忠、正观念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强化忠观念为奴隶主服务，突出忠，弱化正。整个奴隶主时期，统治阶级普遍地把下属称为奴隶或家臣，国君与士大夫、士的关系被视为家庭关系的扩大，要求臣下无条件的服从君主。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已复礼”就是这种观念在理论上的最集中表现。如《管子·形势解》载：“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把忠做为臣下的一种对上单向的义务。《韩非子》则更进一步说：“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这类忠的观念，与氏族部落时忠观念大有不同。原始社会时的忠是泛社会的，更多的是对部落首领的规范和要求。而奴隶社会忠的观念，在双方关系上发生了逆转，主要要求下对上的绝对忠贞。

        二是忠、正并用，君臣双向关系上，均要求相互忠诚，坚持正义。

       这种忠正观表述为“君仁臣忠”、“君令臣共”、“君义臣忠”。孔子认为，君臣作为社会关系的双方，其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发展了这一带有民本色彩和积极意义的思想，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事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事君如寇仇”。甚至臣之忠与不忠，都是以君之德为前提和条件的。孟子提出诛杀“不道之君”。齐宣公问：“臣弑君，可乎。”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一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左传·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这里指上对下。《左传。昭公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这里指下对上。《汉书》载：“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对于奴隶主，同样也要受到宗法制度的约束，不能弃忠废正，这个主流，始终没有停止。后来，韩非子提出了“贼”、“奸臣”，以及“贤王”、“明君”的概念。都是以忠正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君臣。利民保民的君主才是明君、贤王，私欲膨涨的臣属，背忠弃正，被指斥为“贼”、“奸臣”。这些观点，有利于明是非，本质在于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广大百姓的利益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而更有积极意义。

       第三个阶段：忠君做为一种社会潮流，成为人们的社会价值观。

       这种观念伴随着封建社会所有制关系的确立和君权的绝对化而形成，延续了两千年。战国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刚刚确立，弑君主、陪臣执国命的情况时有发生，包括秦朝、汉朝时都不乏其例。这表明忠君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的并不牢固，也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和不安定。

       随着儒学被奉为国家及封建社会的经典，西汉董仲舒“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提出和成为规范确定下来，此后，经程颐、程颢、朱熹的发展，在中华传统道德伦理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四维（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基础上开发升值了忠的价值，提出忠、孝、节、义四德，不但加入了忠，而且排在首位。以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中，忠仍居核心位置。不可否认，忠君不但是匡正社会秩序的良药，也是产生内聚力的纲。

      汉朝时，朝廷以经典治国，大多皇帝励精图治，辅臣敢于直谏。中经王莽改革，虽然有很多积极内容，由于违背传统的忠正观，最终以失败告终。东汉到汉安帝以后，宦官多次发生政变，几次党锢之祸迫害忠良，残酷现实使忠正观受到颠覆，因之产生了三国局面，晋的短时统一后，中华民族长时间陷于战乱局面，使中华历史离乱三百余年。

       唐宋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利己主义因素，忠君观的强化，封建伦理纲常对人们言行的束缚越来越严，政治上的禁欲主义道德信条完全成为制约人们自然性情的桎梏，它以压抑和泯灭人们的各种情感和欲望，来实现封建伦理秩序的稳定，在这种观念教化下，人们变得麻木，毫无个性，整个社会也丧失了活力，忠君成为愚忠，限制乃至取消了“君义臣忠”中“正”的积极因素，这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和封建社会时间过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忠正价值观里，忠和正是一物之两翼，本质是一致的，即忠诚国事，无私无偏。两者有辩证关系。即君正，则臣忠；对不按先王说叫施政的，臣下要直谏以匡正，对昏君则可废黜。如，汉朝霍光废除“荒淫后宫”、“弄彘斗虎”的昌邑王，后世称其忠。忠正观所标树的忠诚和正义，成为一种品格，一种信念，一种追求，更是一种积极、充满正能量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人们追求做顺民，不做叛逆；做忠臣，不做奸佞；大多皇帝也在追求做明君，不做昏君。反映了忠正观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二、关公文化在中华民族价值观中的地位。

       据有关资料载，清朝时，全国关庙达三万余座，可以想见，信男善女，虔诚地顶礼膜拜，敬奉心中的大英雄“关公”。历史上，有数十位皇帝对关羽加封，清朝时达到鼎盛。满清朝野，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人人敬仰关老爷，真可谓“九州无处不焚香”。这是为什么？不同的人群通过敬奉关公实现着各自的诉求，这就是共同的价值观。

       近年的研究表明，关公文化的核心是关公精神，关公精神的核心是忠、义、仁、勇，简称为“忠义”，而“忠义”恰与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忠正”有高度的契合。

       关羽以一员蜀汉上将，而神，而帝，影响深远，其行为的示范作用及其所具有的高尚情操的巨大力量使然，其忠臣、义士形象，使关公成为中华传统价值观践行的楷模。

       关羽的忠臣形象主要表现为大丈夫品格。亚圣孟子对大丈夫有过详细阐释：“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关羽是读着《左氏春秋》成长的儒将，纲常大义成为关公所思所行的基础。关公的忠义精神，既有刘备集团成员的相互影响，也有汉朝及以前忠正价值观的醺陶，还有燕文化中田光、荆轲等先贤烈节的感染。从起步时期，关羽就与刘备、张飞结盟，志在伸明大义，匡扶汉室。几十年戎马生涯，无论逆境、顺境，忠诚于汉朝不变。在董卓乱政时，刘关张从平原起兵，投入到讨伐逆贼董卓的战斗中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朝野视为“汉贼”，在许田射鹿时关羽劝刘备除掉曹操。关羽董督荆州后期，为匡主定霸，扫除奸臣，恢复“倾颓的汉室”，兴义军北伐，在遭到盟友偷袭后，驻守荆州的刘备亲朋故旧纷纷背叛蜀汉大业，唯有关羽父子，忠心不泯，悲壮的死在了追逐忠义的旗帜之下。

       关羽的义士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至，他把义作为处世准则。为了义，斩杀恶霸亡命天涯；为了义，冒生死危险，羁旅曹营保护刘备两位夫人；为了义，以东汉末年“绝伦逸群”风姿死死追随刘备。无论战争多麽惨烈，前途多麽暗淡，道路多麽坎坷，矢志不渝；为了结盟时一句承喏，毕其一生为之信守。特别其身在曹营心在汉，无论曹操对自己怎样加官进爵，重加赏赐，关羽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回到故主刘备身边，就连狡诈阴险的曹操都称赞关羽是“天下义士”。

       从蜀汉集团的产生，到《三国志》的诞生，乃至关公文化现象的出现，以及后来刘备集团在历史上的正统之争，皇廷显贵也好，阡陌百姓也罢，对刘备及蜀汉集团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都是充分肯定的。学者们在评价《三国演义》时称其为尊刘反曹的正统观，是大错特错了。试问，为何《三国演义》一书出现前社会上拥刘抑曹就一边倒呢？在唐宋时，说书人一讲刘备失败，或关羽走麦城，人们就哎叹有痛哭流涕者，一说到曹操失败，人们就欢喜难掩，这是人心的向背，是对忠正的颂扬，对奸邪的批判，其中奥妙只能用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来解释才公允。

       刘备集团与曹操集团的斗争，决不是诸侯之间的你争我夺，是忠和奸的斗争。无论当时，还是后世，普遍的看法，曹操都是汉贼。后世虽有翻案的观点，终究悖离了中华民族传统忠正价值观，人心不答应。试看，曹操为控制朝政，安排七百余士兵包围皇宫，监视汉献帝，控制朝廷；皇帝左右大多都是曹操的心腹；为实现加九锡的目标，迫害死为魏国立下重大贡献、时任汉尚书令的荀或（yu）；战争中每到一处就抢夺美女；讨伐陶潜时，两次杀死无辜百姓几十万人；曹操还杀死无辜的伏皇后和两位皇子；在晚年，坐与皇帝一样的车，戴与皇帝一样的官冕。曹操的价值观与忠臣的价值观正好相反。是极私欲为核心的价值观。他有一句名言：“宁让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他遗嘱手下将领死后陪葬高陵，结果没有一人响应。这与伊尹、霍光这些忠臣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曹操去世前两年，因显露奸贼嘴脸，遭到文臣、武将、百姓的反对。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发生了三起反曹事件：第一起，年初，汉太医令吉平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趁曹操没在许都，发动了一次旨在援刘讨曹的军事行动，阴错阳差暴露了组织者，导致失败。第二起，同年十月，南阳守将侯音、卫开起义，执南阳太守东里衮。被曹仁、庞德带兵镇压下去，城中百姓全被杀死。第三起，同年，陆浑乡民孙陆起义。杀县主簿，向南归附关羽。关羽授他封号，并给以支援。由于蜀汉上层没有在战略上统一部署对曹操的军事行动，关羽孤军必定不能成功。

       关羽以自身实践，践行了由三皇五帝时产生，诸子百家时发展，汉朝一代形成的中华民族忠正价值观。被儒家和后世尊奉为大英雄和楷模。关羽身上体现的对国之忠，处事以义，作战以勇，克已之正，忠君报国，为义而动，为天地正气抛家，困苦面前不皱须眉，在形成中华民族忠正价值观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引领作用，在我国历史上高标独树，无人能及。关羽留给后人舍利取信、舍生取义、注重品行等方面的精神财富显示了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影响了一代代臣民百姓。宋朝民族英雄岳飞做为我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忠臣良将，就是以关羽、张飞为榜样的。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时间里，关公的忠义精神融入中华民族忠正价值观，使其成为亿万人民崇拜的偶像。

       三、当代人如何传承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

       前不久，中央制定了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是指导全国人民思想建设的强大武器。也可以讲，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是当今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因此，学习、研究、总结、发掘、弘扬以忠正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民族传统价值取向，有利于推动中央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落实，也抓住了问题的精髓。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齐心协力为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目标而团结奋进。不可否认，在干部群众中，也存在两大倾向：

       其一：“忠”字讲得不响。因为一定时期批判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而对忠字心有余悸。表现为舆论引导不够，理论战线标树不明，社会上认识不足，氛围不浓。

       其二，“正”做得还不尽如人意。做为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每一件事情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新一届党中央履职后，以雷霆之势反腐败，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有了很大的扭转，但仍存在诸多的差距，这表明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流失，表明中华民族道德水准的大大降低。

       改变这一现状，应该把落实和实践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做为社会全面发展的系统工程，象抓经济建设一样搞好顶层设计。着力在锻造中华民族成员高尚人格、品格、增强民族凝聚力上抓实抓准。从形式到内容，在教育、法制、舆论、考核、制度、文化各方面落实相应责任。具体讲：

       首要的是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突出重点，引导全国人民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领袖。这是因为祖国、人民、党、领袖是公的代表，这种传统忠德要理直气壮地坚守和大张旗鼓地弘扬。

       其次，各行各业都要作到忠于事业和职守。调动起十三亿人民追逐实现国家强盛的中国梦的正能量。这要求踏踏实实，勤勤恳垦；不懈怠，不荒嬉，全身心扑在事业上、岗位上；对工作精益求精，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有勇往直前的朝气、排除万难的锐气、不达目的决不罢手的豪气、舍我其谁的霸气，去做好工作。在不同职业上，恪守职业规范和操守，做干静的人、心无旁鹜的人、受人尊敬的人。

       再次，忠诚待人。心底坦荡荡，不欺人，不骗人，不害人，言必行，行必果，做老老实实、本本份份的人。

       再次，忠于真理和正义。忠的意义一在求真，一在求正。真是正的前题，正是真的目标。不怕风险和恶势力，心如铁坚，志如金石。随时修正错误，养我浩然正气。

       每一位领导至每一位员工都要确立忠正品德和精神，使忠于职守成为社会风气，忠于国家成为自觉行动。我们的国家才能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富足起来。鲁迅先生曾讲，有四种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埋头苦干者，拼命硬干者，舍身求法者，为民请命者。领导层要真正做好表率，敢进诤言，不务虚名，经得起批评和风浪，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官、清官、好官，清除干部队伍的垃圾和废品！可以想见，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袖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不远的将来，一个风清气正，具有高度凝聚力，民主祥和、心情舒畅、生动活泼、意气风发的社会会展现在亿万国人面前！（2015年）

       作者：中国关公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保定蜀汉英雄文化传媒中心主任；保定蜀汉文化研究会发起人；田福生